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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书法的“初心”

中国书法的“初心”

作者: 阿信 发布时间: 2020年06月27日 15:18:44

周代贵族盛行的“六艺”中就有“书”,其意义包含但是不限于“书法”教育,同时还有“识字”“学文”“书写”诸多含义。六艺之“艺”,古字写作“埶”,像一个人双手持草木,本义为“种植”,强调“基础”和“根本”的意义显而易见,故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《八体六技》之类的文献归入“小学”类。应该说,书法因为与文字的天然关联,它的地位从一开始就是被尊崇的。然而随着书法作为艺术的特性不断凸显,人们对于书法的认识也在悄然发生改变。

朱长文在《墨池编》卷一的按语中开宗明义地指出:

古之书者志于义理而体势存焉。周官教国子以六书者,惟其通于书之义理也。故措笔而知意,见文而察本,岂特点画模刻而已。自秦灭古制,书学乃缺,删烦去朴,以趋便易。然犹旨趣略存,至行草兴而义理丧矣。钟、张、羲、献之徒,以奇笔倡士林,天下独知有体势,岂知有源本,惟颜鲁公作字得其正为多,虽与《说文》未尽合,盖不欲大异时俗耳。

“钟、张、羲、献”是唐代以前最伟大的书法家,然而在朱长文看来,此四人毋宁说是书法史的“罪人”,朱长文批评“钟、张、羲、献”的理由是“以奇笔倡士林,天下独知有体势,岂知有源本”,他所强调的“源本”就是“字学”。这无疑是一种“保守主义”的文化立场。

书法首先是写字,而“字”背后的“义理”必须讲求,脱离这一根本无疑应该受到批评。《非草书》批评当时的学草之人“徒善字既不达于政,而拙亦无损于治”,即是着眼于此。汉代以来,有关书法(有时包括绘画)“壮夫不为”“书为小道”“学问之余”“玩物丧志”等消极论调不绝于耳,其基本出发点即在于重本轻末、重道轻艺、重实轻华的儒家文化立场。

在朱长文看来,颜真卿对于“钟、张、羲、献”的纠偏还不仅仅体现为强调“字学”根本,还在于颜真卿从道德人格方面充实了书法的本质内涵。

朱长文在《续书断》列出的“神品”三人,分别是颜真卿、张旭、李阳冰,三人皆出自唐代。朱长文贯彻的乃是道德、字学、书艺三个标准。在朱长文看来,“德均则艺胜”,故颜真卿排第一。朱长文认为颜真卿的杰出特立表现为“其发于笔翰,则刚毅雄特,体严法备。如忠臣义士,正色立朝,临大节而不可夺也。杨子云以书为心画,于鲁公信矣”。正是立足于“德义”而言。

张怀瓘《书议》:“夫翰墨及文章至妙者,皆有深意,以见其志。”《文字论》:“文则数言乃成其意,书则一字已见其心。”张怀瓘能从“志”“心”“意”等属于人的心理层次立论,在肯定书法与文学并列关系的同时,提出“先文而后墨”“从心者为上,从眼者为下”的主张,逐渐建立了“人”—“文”—“书”的主次和从属的关系。

关于人、文、书的关系,宋人作了进一步的思考。苏轼的说法最能代表宋人所达到的理论高度:“与可之文,其德之糟粕。与可之诗,其文之毫末。诗不能尽,溢而为书,变而为画,皆诗之余。”苏轼建立的“德—文—诗—书—画”的相互隶属关系正是承接前人的论述而来。归纳起来包括两个方面,就是“归本于人”和“先文后墨”。

一部书法史,始终交织着两种矛盾运动的趋势:一种似乎是“自甘堕落”,朝着书法“艺术”的道路一路狂奔;另外一种则是“不甘堕落”,在从事书法“艺术”的同时,不断回头,从“字”“人”“文”的自我约定中寻找救赎的途径。以此而论,“钟、张、羲、献”是“艺”的代表,颜真卿则发挥了“字”和“人”,苏轼则将书法背后的“文”推到极致。中国书法成了“作字行文”“先文后墨”“归本于人”的艺术。

那么,“艺术”又是什么呢?

中国古代“艺术”一词,最早见于《后汉书》。《后汉书·伏湛传》云:“永和元年,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《五经》、诸子百家、艺术。”李贤注云:“艺谓书、数、射、御,术谓医、方、卜、筮。”“书”“数”“射”“御”是古时候青少年教育的基础,包括现在认为的自然科学和体育等方面的内容,同时还有礼乐教化,着眼于立身成人的“为己之学”。而“医”“方”“卜”“筮”则着眼于社会服务,是“为人之学”,说明“艺”和“术”有明显不同。但是这种相对的分别在后世被逐渐混淆起来,而统统被称为“杂艺术类”。魏晋以来,“书”便经常性地与画、弹琴、射箭、卜筮、算术、医方等内容杂厕(如《颜氏家训》就是如此),在排列顺序时,书的地位没有什么特别,如魏收《魏书·术艺传》收入天文术数、占卜、书法、医药,书法排在第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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